西安銅人(西安市南岸裝飾)
,專案組回到武漢后,向湖北省委進行了專題匯報,湖北省委向中央反映后,中央決定在胡宗南部當時活動的西部幾個省進行協查,一定要找到這個兇手,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川省公安廳派負責敵偽檔案工作的劉玉英同志進行全面協查,劉玉英決定從國民黨留下的檔案入手尋找線索,她仔細研究了檔案館里的幾大本胡宗南部將校軍官名單,但一時之間仍沒有什么發現,劉玉英認為自己的查找方向并沒有錯,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呢?
西安市南岸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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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毛澤東的侄子、毛澤覃之子毛楚雄和新四軍干部旅旅長張文津、 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吳祖貽等三位同志,在應國民黨胡宗南之邀前往西安談判的過程中神秘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尸。近半個世紀以來,雖然人們都認為這三位同志已經犧牲,但三人是如何被害的,被誰殺害的,一直是一樁歷史懸案。直到1984年12月,在中央和湖北省委、 商洛地委和寧陜縣委的共同努力下,才查清了3位烈士遇害的詳細經過,這樁歷時四十余年的歷史懸案,這才被人們熟知。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以193個旅、158萬兵力,向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內戰全面爆發。
為保存有生力量,爭取主動,中央命令中原軍區主力部隊實行戰略轉移,向西突圍。中原軍區的我軍一部越過平漢鐵路進入陜南,在秦嶺以東、伏牛山以西地區創建游擊根據地,成立了鄂豫陜軍區。另一部越過平漢鐵路后,進入長江以北、漢水以南地區,以湖北西部為中心,創立了鄂西北軍區。中原突圍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殲計劃,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有力地配合了我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
進入陜南的中原軍區部隊,是李先念和王震領導的原三五九旅。他們擺脫了30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突圍至商洛地區。國民黨見動用三十萬大軍竟然未能達到圍殲解放軍,于是再次施展陰謀伎倆,由胡宗南出面,提出與我軍“談判”解決爭端。
為了更好的向全民人民揭露國民黨挑起內戰的陰謀,在請示中央后,李先念派出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位同志為代表,前往西安與國民黨進行所謂的“和平談判”。
8月7日,張文津等3位同志從陜南出發前往西安。當他們走到陜縣東江口鎮時, 遇到了駐守在這里的胡宗南部61師181團的哨兵。這些哨兵見到三名解放軍,馬上圍了上來,氣勢洶洶的要將三人綁起來。張文津向帶隊的一名國民黨軍連長出示了介紹信和胡宗南的邀請函,這名國軍連長還算有點文化,知道來人非同小可,于是立即向團長報告。
當時,圍觀的群眾聽說是解放軍的談判代表到了,都興奮得鼓起掌來。老百姓早就厭倦了打仗,都天真的認為既然胡長官邀請共產黨談判,這仗一定是不會再打下去了。
但是,181團的團長以未接到上峰指令為由,不由分說,便將解放軍的三名代表扣押在當地最大的魁星樓,并進行無理審訊。張文津等3位同志據理力爭,然而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這名團長就是不肯放人。
數日后,三名和談代表在陜縣東江口鎮被國民黨反動派扣押的消息傳到我黨,中央立即電令當時尚在南京和北平參加“軍調”的周恩來、葉劍英出強烈抗議,《解放日報》也在8月22日的頭版頭條報道了此事,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放人。
但是,那位親口邀請我軍去西安談判的胡宗南卻在全國人民面前矢口否扣押了解放軍和談代表,甚至否認其手下61師181團見過解放軍的和談代表。這三名代表從此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再無消息。
由于失蹤的和談代表中,有毛澤東的親侄子毛楚雄,各大媒體也對此非常感興趣,紛紛派出記者來到陜縣調查,但同樣沒有三人的任何消息。
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人去哪了?他們是生是死?從此成為一樁懸案。
鄂豫陜軍區和鄂西北軍區的領導,一直沒有放棄查找三名同志。但是無論怎么查找,總是找不到。即使是我軍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全殲了胡宗南的第90軍第61師,也由于該師師長楊德修漏網,而沒有得到三名代表下落的線索。雖然同志們大多認為三人可能早已犧牲,但三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他們到底是在什么時候犧牲的,怎樣犧牲的,這個謎團一直困擾著人們。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仍然沒有放棄查找張文津等3位同志的努力,進行了多方調查,但一直沒有進展。
三十多年過去了,已經步入暮年的吳祖貽的遺孀蒲蕓湘,于1979年初向中央組織部寫了一份報告,要求中央認定吳祖貽已經犧牲,請求確定吳祖貽的烈士身份。此前由于一直沒有吳祖貽等三名同志的下落,三人的烈士身份一直無法確定,也給他們的家屬帶來了許多痛苦。
收到蒲蕓湘的報告后,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以及當初派這三位同志去談判的李先念對此非常重視,批示湖北省委派專人進行調查,一定要查清楚三人的下落,解開這樁歷史懸案。
按說起來,三名代表是在陜縣被扣的,扣他們的是胡宗南手下的國民黨61師181團。這個團的團長應該是最清楚三人的下落的。但是,這位岑姓團長和當時查哨的那位連長都早在解放戰爭中被我軍擊斃,該從哪里下手查找呢?
湖北省委派出的專案組并沒有氣餒,他們對當時敵61師駐防的鎮安、柞水、寧陜3縣進行了細致的調查,走訪了三縣160多個村莊,召開了百人以上的座談會近百場,發動群眾提供任何可疑線索。
不久,專案組就得到一條線索:1976年,寧陜縣東江口鎮搬運社在旬河岸邊建房挖地基時,曾挖到過一堆人骨。人骨發現的地方,解放前是一處荒灘,附近有一座土地廟,一直是當地的“亂葬崗”。
這堆人骨是不是吳祖貽等三位同志的呢?當時并沒有DNA檢測技術,人骨也已破碎不堪,根本無法確定身份。
不管怎么說,這堆人骨是專案組目前得到的最有價值的線索了。為了確定人骨的來龍去脈,專案組以人骨發現地為中心,將周邊二十里地內的老居民,特別是在解放前當過國民黨保長、鄉丁的老人一個個的找來進行詢問,終于得到了一條重要線索。
被詢問的人中,有一個名叫鄧某的,解放前是當地的一名保長。所他回憶,他在1946年的時候,曾聽當地的保安隊長唐某說過:共產黨的和談代表被國軍派鄉長石星活埋在城隍廟后了。
與此同時,另一名老人也回憶起一個重要情況:他當時也聽說共產黨代表來了,還對他的親戚、區長姜捷三說:“這下好了,不用再打仗了。”但是姜捷三沒好氣的回他:“談個屁!那幾個共黨已..... ”隨即用手在脖子上一抹,做出一個殺人的手式。這名老人當時不信,姜捷三還對他說,就埋在土地廟了,不信拉倒。
通過對群眾的走訪,專案組基本可以確定,三名同志是遇害了,他們犧牲后,就埋在東江口鎮土地廟附近的荒灘上。
但是,殺害他們的兇手是誰?就算是那位被我軍擊斃的敵軍岑姓團長下的令,具體執行的又會是誰?這個兇手有沒有受到懲罰?
專案組回到武漢后,向湖北省委進行了專題匯報。湖北省委向中央反映后,中央決定在胡宗南部當時活動的西部幾個省進行協查,一定要找到這個兇手。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川省公安廳派負責敵偽檔案工作的劉玉英同志進行全面協查。劉玉英決定從國民黨留下的檔案入手尋找線索,她仔細研究了檔案館里的幾大本胡宗南部將校軍官名單,但一時之間仍沒有什么發現。
劉玉英認為自己的查找方向并沒有錯,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呢?她突然想到,解放初,許多國民黨特務和反動軍官都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會不會殺害三名同志的兇手,也在解放初期被我黨鎮壓了?如果是這樣,那么,去當時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西南軍區公安部,會不會有收獲呢?
經過一番周折,劉玉英得知西南軍區公安部所有的鎮反材料,都已移交給了成都軍區軍事法院。 她來到成都軍區軍事法院,把1951年鎮反期間所有的刑事判決材料全都查了個遍。10月22日,劉玉英終于在一份檔案材料找到了她想要的東西,她興奮得大聲叫道:“找到了! 找到了! ”
這是一份西南軍區軍法處 〔法字第0202號〕的判決書。上面清楚的寫著:反革命罪犯韓清雅,男,現年40歲,河北琛縣人。 該犯1946年在偽六十一師一八一團少校團指導員任內, 在陜西省寧陜縣接到胡宗南的秘令后,秘密殺害李先念將軍派往西安參加軍調小組的和談代表張文津旅長等3人。
這份判決書的后面,還附有韓清雅1951年的供詞:1946年8月,六十一師一八一團將三名解放軍代表扣押在魁星樓,兩天后團長岑運應接到胡宗南“就地槍殺”的電令,由當時擔任連長李清潤負責執行。這份檔案材料,讓三名烈士遇害的經過終于大白天下。
專案組終于找到了張文津、吳祖貽、 毛楚雄三烈士的遺骨,查清了他們犧牲的經過。陜西和湖北省委將調查情況寫成報告,向胡耀邦、李先念等領導作了匯報。
1985年8月,在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紅旗》雜志全文刊登了原中原軍區司令員、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紀念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向革命烈士學習, 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王震也親筆書寫了 “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的題詞。兩年后,陜西省民政廳撥專款在烈士殉難處興建了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烈士陵園,三名烈士犧牲的真相終于大白天下。
杜牧和阿房宮的五個真實故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杜牧的《阿房宮賦》是高中課本上的名篇,當時在學習這篇文言文的時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這篇是要背的……
1
正是受了《阿房宮賦》的影響,有多少人到現在還以為阿房宮是項羽放火燒的?
1961年,阿房宮遺址被列為第一批文保重點保護單位。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共同組建了一支阿房宮考古工作隊,考古隊隊長是李毓芳。
李毓芳老師是著名的古代都城考古專家,在她的帶領下,對阿房宮遺址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工作。
發掘結果讓人傻了眼。
幾年下來,考古隊在前殿遺址及發掘了3000平方米,勘探面積達35萬平方米,竟未發現一處被大火焚燒過的痕跡。
要知道,考古隊幾乎每隔一平方米就用洛陽鏟打下5個孔,在這樣的高密度的勘探下仍未發現有焚燒的痕跡,沒有紅燒土。
考古學家采集了部分土樣帶到實驗室里化驗,化驗結果也是一樣的,土壤中沒有焚燒過的痕跡。
這太顛覆認知了。在此之前,項羽火燒阿房宮這幾乎是通識,況且,《史記·項羽本紀》中也有“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難道是太史公寫錯了?
其實,是我們理解錯了,“秦宮室”可不是只有阿房宮一座,還有秦咸陽宮,項羽放火燒的“秦宮室”正是秦咸陽宮。
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陽1號、2號、3號宮殿遺址建筑中發現了被大火焚燒的痕跡。
最終,李毓芳得出一個結論:項羽放火燒的是秦咸陽宮,而不是阿房宮。
2
通過對阿房宮遺址的勘探,考古隊還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原來阿房宮其實是個“爛尾”工程,根本就沒建完。其工程進度還停留在建造前殿階段。
李毓芳在一次采訪中說“阿房宮沒有宮,前殿遺址只有3堵墻(東、西、北),南墻都沒來得及建。很顯然,當時建得太倉促,而且尚未完成。”
清人繪·阿房宮圖
前殿是阿房宮的核心建筑,目前僅剩的是一個大大的夯土臺子。這個臺子東西長為1119米,南北寬為400米,高7-9米。這個發現也是符合《史記》中的“先做前殿阿房”。
在戰國、秦朝建造宮城的順序是由內向外的,所以是先建主殿,主殿先建完再建宮城。
其實,歷史文獻中早就有阿房宮未建成的暗示,《史記》《漢書》中有“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復起阿房,未成而亡。”
并且,由此可知“阿房宮”只是一個臨時的名字,起的相當隨意。本是打算等全部宮城建完之后在改個合適的名字,由于沒建成,這個名字也就被后世沿用了下來。
“阿”是近的意思,意指離咸陽不遠。
秦始皇曾一次就把各地的12萬領主和富商大賈遷徙至咸陽,咸陽人口激增,咸陽宮就有點不夠住了,于是秦始皇便下令在不遠處的阿房宮一直建造宮城。
3
有人質疑李隊長的結論,認為僅憑一個大土臺子是很難斷定它就是阿房宮。
考古上的事沒鐵證就什么也定不了。但從《史記》上來看,有關秦始皇晚期、秦二世、秦王子嬰、劉邦、項羽等人的活動軌跡中并沒有提到阿房宮,從阿房宮的修建時間上來看,也是不可能完成修建的。
就拿我們現在所見的這個土臺子來說,據推斷,土臺的黃土均需要過一遍篩子,過完了篩子后還得倒在鍋里將土炒熟,目的是將其中的草籽、螞蟻、蟲卵等殺死,其過程也是極其耗時耗力的。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開始在當時的上林苑修建阿房宮,結果,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就死于東巡途中。
到了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4月,秦二世不顧李斯等眾多大臣的反對,執意重新修建阿房宮。
而此時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兩年后秦朝就滅亡了。也就是說阿房宮前前后后加起來修建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5年,這么短的時間內,以當時的人力來說是不可能建成了。
所以,《阿房宮賦》所形容的壯麗完全是虛構的。
杜牧或許也是知道其中真相的,杜牧的《阿房宮賦》寫于唐敬宗寶歷元年(公元825年),唐敬宗年少即位,耽于玩樂,大興宮室。杜牧寫《阿房宮賦》完全是為了以秦國滅亡的例子來警醒唐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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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曾經的阿房宮設計藍圖是瑰麗無比的,但秦朝滅亡得太快了,很多構想都沒來得及實現。“磁石門”也是其中之一。
傳說秦始皇曾在阿房宮的北門筑造一座磁石門。這座磁石門“著鐵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為神。”
磁石門可以說現代安檢的雛形了。但凡身上攜帶了鐵質武器,就會被磁石門察覺而“過不了安檢”。
從科學的角度而言,磁石門在當時也是不可實現的。
磁石的熔點很高,以當時的冶煉水平來說是不可能成功煉制磁鐵的。因此,若真要建造一扇可以吸鐵的磁石門,那就只能以天然的磁石堆砌而成。
問題又來了,自然界的磁石原料基本上都是小塊的,這樣的小塊是很難堆砌成門的尺寸的。況且每塊磁石的磁場相互疊加,磁性相抵,最終產生的磁場的強度是很弱的。
所以,與其說建造一扇磁石門,不如讓守衛拿著磁石對來往的人進行安檢,就類似現代的機場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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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說,傳說中的磁石門是不可能存在了。那“金人十二”呢?是否也是不存在的?有關“十二金人”的文獻記載很豐富。
據記載,十二個金人是在公元前221年鑄成的。秦始皇收繳了天下的兵器,模仿當時的巨人模樣鑄造而成,每個金人高三丈(五丈),重千石。這十二個金人最終被立在了阿房宮的殿前。
秦時1尺等于現在的23.1厘米,1丈為2.31米,以3丈來算,一個金人可達到將近7米的高度。
秦時1石為120斤,1斤約為256克,千石即約合現在的3萬千克。
當時是怎么鑄造出這般高度、重量的金人呢?
我們都知道目前最重的青銅器是商朝的“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口寬79厘米,重量為832.84千克,后母戊鼎使用的是傳統的塊范法,十二金人會不會也是使用的這種方法呢?
但是,以當時的生產力能鑄造出如此體量的銅人來嗎?我覺得不能。不過,秦始皇時期應該是鑄造過十二個金人的,并且最終,其中的十個金人是被董卓銷毀的,被他鑄了錢,而剩下的兩尊金人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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